我国的医学超声诊断研究起始于上海，起源于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自1958年进入临床应用以来，已逾六十载。医学超声诊断技术已在全国推广并不断发展，为广大病员诊断和治疗服务，超声诊断已成为医学影像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被认为是临床医学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影像诊断方法。六院，也被誉为中国超声诊断的发源地。

回眸往昔，当年上海的超声研发开拓团队中除了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朱瑞镛院长、中国超声诊断创始人安适先生外，周永昌教授领衔的前辈们（多来自临床各学科）在人才批量培养、新技术全国性规模推广、学科形成及发展中，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国的超声诊断研究开始于1958年，始于上海。当时，超声医学前辈安适先生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负责医学情报资料工作，看到国外有用工业超声探伤仪（A超）诊断疾病的报道。那时江南造船厂用超声仪来探测检查锻压的船用钢轴有无内伤和气泡，藉以保障质量，因为介质不同或者介质密度不一，反射波就会差异。那么是否可以用超声来探测人体组织的变异和病障呢？

有一次他经过南京路时见到某一商店橱窗里陈列着江南造船厂生产的I型工业探伤仪待出售。回来后就向当时的六院院长朱瑞镛同志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想用江南I型工业探伤仪诊断疾病。这一想法立即得到了朱瑞镛院长的支持。先通过六院的姚居廉同志和江南造船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代表孙仲引同志，向江南造船厂借得了一台江南1型工业探伤仪，并派了设计该仪器的吴绳武工程师来六院指导仪器的使用。一经试验，效果良好。正常人和病人的相同部位显现了不同的发射波，那就是超声诊断第一次在我国医学领域的应用。

于是由朱瑞镛院长调集人员，由医院斥资5000元购买了一台江南I型工业探伤仪，成立超声研究小组，对多种疾病进行探索性诊断。其时为1958年12月。本着当时盛行的“先进经验传经送宝不过夜”的做法，以第六人民医院超声波研究室的名义，于1959年1月27日在新民晚报发表了“用超声波探查癌肿”的消息。一时间引起许多兄弟医院的注意和重视，纷纷派人来参观学习。所以，安适先生是开创中国超声诊断的第一人。

当时江南I型工业探伤仪的探头为钢制外壳，钛酸钡压电晶片表面隔一层钢片与皮肤接触，作人体探测时与皮肤耦合不良，诊断效果受到影响，后经江南造船厂改进，制成塑料外壳，压电晶片表面改为环氧树脂涂层，与皮肤耦合较好，较为符合人体诊断的要求，但是诊断是以波型作为依据，波多、波少、波宽、波窄、波的振幅高低，都影响诊断。当时江南I型的灵敏度各台不统一，尤其在江南造船厂生产出江南I型A工业探伤仪后，新仪器灵敏度高，波细窄且密，与江南I型相差很多，因此超声诊断仪的灵敏度和波型不统一问题在当时一直是一种困扰，影响工作的开展和交流。因此仪器和波型统一的研究被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一研究分两个部分，一是研制医学专用的性能一致的超声诊断仪；其二是医学用标准试块的研制。六院超声研究室接受了由上海市卫生局科研处下达的研制医学专用超声诊断仪的任务。由陈艺生老师参与徐国柱、邹其昌等人于1961-1962年研制成功一式3台A型超声诊断仪（线路仍用江南I型），做到了3台仪器的灵敏度和波型的一致，亦证明灵敏度和波型是可以统一的。由市卫生局杜大公副局长和科研处验收。

1959年1月27日，在新民晚报发表了“用超声波探查癌肿”报道，此后广慈（瑞金）医院、新华医院、仁济医院和肿瘤医院相继也开展了超声诊断的研究，并都去江南造船厂邀请吴绳武工程师到医院指导，致使吴工程师忙不过来，而对各家医院的要求仍不能满足。朱瑞镛院长看到这种情况，就向上海市卫生局如实反映，并建议把几个医院组织起来，成立协作组，统一请吴工程师讲课，研究课题由各医院根据其条件分工，定期交流经验，论文发表用协作组名义。这个建议得到上海市卫生局领导的重视和支持。由市卫生局出面，把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广慈医院、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上海第一医学院肿瘤医院、江南造船厂和国营精密医疗器械厂组织成立协作组，称为“上海市超声医学应用研究小组”，由朱瑞镛任组长。这个小组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领导组，由各单位领导组成，根据需要召开，每年1-2次不定期，其任务是制定研究方向和协调关系；二是具体超声工作人员组成一组，又分为超声诊断组和仪器组两部分，超声诊断组每周碰头1次。仪器组的任务是接受领导组和诊断组提出的要求，研制和改进超声诊断仪供临床试用。第一次协作组交流会议在1959年4月13日召开，同年5月14日召开领导组会议。以后上海医科大学中山医院、宇宙医用仪器厂、第二军医大学、第一人民医院等单位也相继参加协作组。

由于成立了上海市超声医学应用研究小组，研究任务有分工，有合作，及时交流经验，短短一二年内发表了许多篇论文，在某些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还研制成功了医学专用的超声诊断仪（包括A超和B超）。开办了超声诊断学习班，出版了《超声诊断学》，把经验推广到全国。

要说中国的超声医学，绕不开一个人——周永昌。以至如今凡学医者，都读过《超声诊断学》、《超声医学》，都知晓周永昌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是我国超声诊断先驱、超声医学学科奠基人，曾任上海市超声医学培训中心主任、上海超声医学研究所所长、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等职，还是市六医院的首批医务人员。

 “1958年，正是他，在全国医学界率先涉足超声领域，以泌尿外科医师的身份，从事超声粉碎尿路结石等临床探索性研究。”六院超声医学科主任、周老的学生胡兵教授深情回忆，“他对中国超声医学事业的贡献，无容置疑。”

超声以前主要应用于工业领域。1958年，六院开始将工业超声应用于医学诊断，为更快推进这一新技术的临床应用和发展，当时的院领导决定调派已是主治医师的周永昌充实超声研发力量和加强组织协调工作。

1960年元月中旬，第一次全国超声会议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全国许多医疗单位来六院参观学习超声诊断。有时上下午都有人参观，当时周永昌教授是超声诊断室负责人兼上海市超声医学应用研究小组秘书，于是有了开办超声诊断学习班的想法。此后得到了朱瑞镛院长的同意和支持，打报告给市卫生局请示，不久，在市卫生局批准了报告，同意开办超声诊断班。经协作组讨论，于1960年4月先试办一期。学习班的名称暂定为“上海市超声诊断训练班”。试办结果，一举成功，反映良好，恰好国家卫生部经上海市卫生局下达了委托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举办超声诊断学习班的批文。于是就接着于1960年5月正式开办了第一届超声训练班，除理论课外，增加了1个月的实习，学员分配到各协作组医院实习。这个班自1960年到1962年共举办了4届，连同试办的一届，共为5届。以后改为各医院自行招收超声诊断进修医师。

周永昌在1959年5月参加上海市超声医学应用研究领导小组会议，1959年底任上海市医用超声医学研究组秘书。1960年组建超声医学研究室，先后担任副主任、主任，同年兼任上海市医用超声医学研究组秘书，并以实际执行负责人的身份组织编著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超声诊断学》专著。

“他与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医用仪器厂的专家们，一道研究将超声应用于医学诊断。”老同事、六院超声科医生张莲华至今不忘他们最早应用手动超声的场景，“第一次在多普勒超声下看到骨科手术后的血管再通情况，影像画面就跟教科书上一样，我们看到的那一刻兴奋极了。”

这是早期的“医工结合”。当然，新技术的落地并非一蹴而就。张莲华记得，早期超声医学影像难与现在相提并论，周永昌集合起当时瑞金医院、华山医院、长海医院等专家们，一起研究如何改进超声探头、如何提高诊断率。

不畏艰难，勇于创新，一个新技术、一个新学科就此发展壮大。1958年也被作为我国超声医学的元年，中国超声医学这年在上海六院诞生。

如今，周永昌和同事们所开创的超声医学事业，已惠及千百万患者。他主编的《超声医学》是我国超声诊断的权威著作，影响数代超声专业人员的成长，被中华医学会和国家医学考试中心指定为彩超上岗资格考试教材。

由于周永昌的开创性贡献，1986年他被评为中国十名最佳超声医学专家之一，并作为中国超声医学的奠基人之一，在世界超声医学生物医学联合会和美国超声医学会联合召开的国际超声医学历史会议上荣获“超声医学先驱工作者奖”。

2018年8月，由中华医学会超声分会、中国超声医学工程学会、中国医师协会超声分会、全军超声医学分会等十二个全国性超声专业学会等19个单位/机构联合举办，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和上海超声医学研究所承办，国家卫计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中心、中华超声影像学杂志等42个单位协办的“中国超声诊断创建六十周年学术大会暨周永昌超声医学讲坛”上，首次设立“周永昌超声医学教育奖”，以此表达全国学界对周永昌的纪念和尊敬，也是对以他为代表的为中国超声诊疗人才培育、学科传承等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前辈们（包括王威琪、陈亚珠、徐智章、王新房、钱蕴秋、张缙熙、张武、董宝玮等）的表彰，希望就此激励后继者更加奋发有为，传承创新推进我国超声诊疗事业不断前进。

原来，好技术诞生了，也需要普及推广。周永昌就是一个学科的普及者。为提高我国超声医学学科水平，为培养学科人才队伍和后备力量，他四处奔走、推广。自上世纪60年代初期，六院牵头组织举办了五期超声诊断训练班，为我国培养了第一代骨干超声诊断学员，如张青萍，王加恩，张武，党渭楞，赵玉华等，这些骨干种子在各省各地继续培训推广应用，从而在短短二三年内，使超声诊断技术迅速在全国各地推广应用惠及万亿百姓。

 “我就是读着他的《超声医学》走进超声领域的，他的专著影响了几代人。”六院超声科医生王燕说，若以专著普及、学习班推广来算，周老的学生真是“桃李满天下”。

六院作为国家卫生部和上海市卫生局指定的超声医学培训基地，至上世纪90年代各种学习班举办20余期，学员4000多人次，遍布全国各地。许多学员如今已是各省市的学科带头人。他还培养了多名研究生，都成为专业翘楚。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贵为学术泰斗，更为人称道的是，周永昌始终捧着一颗真心待病人，以身教、言行影响一代代超声后辈。

“他的医术精湛，名声传遍全国，大家都说，‘他下的诊断一定是准确的’，业内尊称他为‘周公’。”六院原放射科主任杨世勋说。

也因此，周永昌的门诊，病人总是很多。六院超声科医生王燕记得周老的一个细节，“他很少喝水，茶缸甚至成了摆设，我有时对老师说，你喝口水吧，他说，我少喝水，就少上厕所，早点看完，让病人早点回家。”

同行说，周永昌教授具有高超的技术水平，尤其在泌尿系统疾病的超声诊断方面有独到的见解，是国内泌尿超声诊断的权威专家。他长期坚持工作在临床第一线，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一旦有疑难病例会诊，他的意见常常是决定性的，他的医术早已传遍全国各地。

 “一锤定音”的诊断来自不懈的科研积累。上世纪80年代，周永昌在肾上腺超声探测方法学上做了大量研究，找到了系统探测肾上腺的有效方法，肾上腺肿瘤的诊断准确率极高，定位定性诊断已达到国际水平。

他还在国内率先开展泌尿介入超声，较早完成了超声引导下肾囊肿穿刺硬化治疗的系统研究，并坚持经会阴行前列腺穿刺术，保持高阳性率，开创了自己的工作流派。

业内外的信任与口碑来自周永昌对病人的责任与爱。几乎所有的同事都谈到一点，老先生始终对病人怀有一颗诚挚的爱心，不仅医术精湛，医德更是高尚。

“为了让病人及早得到诊治，他总是顾不得午餐和下班，即使到了93岁高龄，他仍坚持每周四次门诊，直到病倒在家中无法站起。”

“他坚决不同意增加特需门诊的次数，他说病人大多是普通老百姓。遇到生活拮据的患者，他还会关照患者挂他的普通门诊号。”

“他总是下班很晚，他的病人从全国涌来。可贵的是，从第一号病人到最后一号病人，他都认真以对，他说，病人等了那么久，更要好好看。”

后辈眼中的老师，就是这样一个高尚的大医。

于六院，要始终站在中国超声医学的前列，周永昌始终怀有奔跑向前的紧迫使命感。原六院院长贾伟平教授记得，为了学科的发展，为了培养后辈，为了争取更多的发展机会，周永昌教授不止一次来找她商议设想。

“六院成为中国超声医学的先驱单位，我们是幸运的，幸运有这样的前辈引领并激励着我们，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贾伟平说，唯有传扬才能对得起这个享誉中国乃至世界的名医大家。

从1958年算起，2018年正是中国超声医学诞生一甲子。周永昌的学生、六院超声科主任胡兵始终不忘老师的遗愿：超声医学，一代要比一代好。他说传扬周老的精神，助力中国超声医学创新发展是六院人的应有之义。

来源：超声医学科